山外有山——記「看山不是山？我看《斷背山》」沙龍

前言

為了深入了解《斷背山》在教會圈子的討論，也為了預備自己在月底要負責的同一主題座談會，3月17日晚上，我出席了由時代論壇主辦的沙龍聚會「看山不是山？我看《斷背山》」，是夜講員包括本地著名作家陳慧、資深牧者陳佐才牧師和影評人何故，出席者有數十人。聚會後，與負責人聊過後，始知論壇因著題材的敏感，也為了讓講員暢所欲言，不打算在《時代論壇》報導有關沙龍內容。然而，我覺得當晚的部分內容不單讓我們了解《斷背山》的來龍去脈，也有助我們進一步反省教會視為敏感的課題，所以嘗試把當晚的內容整理一下，讓更多人有機會加入思考和討論。

為了保護當晚的講員，以免他們在教會圈子惹上不必要的麻煩，我嘗試把各講員的內容重新整理，以免提及講員的名字。在一個相對言論自由的社會，且不以言入罪的文化中，不知怎地，教會圈子的生活總讓我嗅到陣陣白色恐怖的氣息。另一個讓我大惑不解的現象是，主流教會對《斷背山》的「關心」，已遠遠超出了電影本身應得著的關注。

最後，得謝謝當晚也有出席的好友Conie Leung借出筆記，她的記錄重點正好補足了我缺欠的，讓我更能準確地在下文書寫當晚的內容。

文本對照與詮釋

《斷背山》不純是同志牛仔電影，電影描述的是人生的一種狀態。原著作者安妮‧普露（Annie Proulx）【1】已一再強調，她的作品是探索具摧毀性的鄉村恐同情意結，而當時的懷俄明非常仇視同志。因此，與其不知所以然而疑懼又或論斷，倒不如好好解讀文本。

在討論《斷背山》前，其中一位講員先申明大家某程度上都有共識的三個前提。《斷背山》是享譽世界的電影，已囊括多個國際獎項。其次《斷背山》原著已獲美國著名的歐‧亨利短篇小說獎【2】。最後，基督教主流對同性戀關係的立場是清晰的。

經李安的處理，電影與原著有著明顯的差異，且明顯是把文學作品商品化。在原著中，兩主角為社會最低層人物，表達能力不足，意識混混沌沌。然而，電影的審美觀非常合乎荷李活的口味，不單電影本身精緻小巧，連選角以至電影海報都有著鐵達尼的影子，明顯那是經過商業包裝的效果。原著很多地方都描述清晰，電影反而留白。可能導演想讓觀眾聯想到，每個人心裡都有「斷背山」，「斷背山」可以是任何事情，而「斷背山」也許意味著上了去，下不來。不過，留白也許是迴避右派保守勢力攻擊的手法。原著作者安妮‧普露在訪問中曾如此提到，電影比文字更具威力，而李安的電影已引領觀眾進入了危險的領域。


在電影中，兩個主角無法面對面擁抱，只能從後擁抱。那是一種什麼都不是的關係，只有怨對和埋怨。即使是擁抱，也只是衣服的重疊而有的擁抱而已。一種虛空的擁抱。電影中的兩句對白，”I wish I know how to quit you” ，”It’s you who make me like that.” 充分表達了既愛亦既想捨棄的情感。可以說，電影呈現了一種強烈壓抑的狀態，散發著身不由己，一失足成千古恨，此恨綿綿無盡期的情感。看過電影的觀眾會發現，自牧羊後，他們從沒有回過斷背山。如此強力的壓抑，也許源自中國的長子情意結。

電影中，兩個主角沒有為愛做過什麼，完全沒有出路和救贖；反倒在小說中，他們曾為愛做過一些事，不像電影那末絕望。

文本與信仰

值得讓人思考的是，電影中的一段情到底是高山或是幽谷？是偶然或是命定？

電影中的主角面對著生命的局限，但仍堅持下去。人生中，其實有很多無奈的忍受，惟有壓抑。然而，難得的是有同行者的支持，情緒得著宣洩，且可在那關係中有著無拘無束的空間。

電影中的兩個男人都苦，一個窮困潦倒，一個遭外父白眼。在這樣的情況中，生命需要空間，免於窒息的空間。那是一種困局中的信仰。

文本與處境

電影反映了家庭制度的崩潰，也呈現了新世代的價值觀。兩個男主角可說是失敗的男人，對家庭欠缺承擔，只借斷背山，一個虛幻的夢想，逃避責任。在這裡，我不禁要問，既對家庭有承擔，也有斷背山之情的男人，到底是好男人還是壞男人。

有如李安的另一齣電影《臥虎藏龍》一樣，《斷背山》涉及新舊文化的碰撞，兩個男人代表著兩種文化，傑克代表新的西方，而艾尼斯則代表著舊社會。

文本與回應

到了白回應和發問時間，大部分話題都圍繞著救贖這話題。某講者指出，艾尼斯抱著衣服哭，某程度上也是一種出路，但救贖不足。另一位講者則指出，兩人不清楚問題所在，所以根本沒有救贖可言。

有台下聽眾談及電影對同性戀的立場，一位講者回應道，帶出傑克死亡的那幕，銀幕上以大特寫捕捉傑克妻子談電話的神情，而她在說他被自己的血浸死。「他被自己的血浸死」這句話的象徵意義，再加上此段的電影語言，明顯說明了傑克死於「恐同」的暴力。電影早段老牛仔的死亡，及至傑克的死，明顯是一種對恐同的批判。

其中一位講者談及信仰群體愛說教的情況時，強調文學要生活化之餘，同時指出教會生活不夠文學化。教會講故事後點明信息的做法，一再扼殺了故事和文學。


註
【1】1935年生於美國康乃狄格州諾威治，她當過新聞工作者，替許多本刊物寫過非小說的文章，寫過幾本大眾書籍，直到50歲以後才開始小說創作。

普露熱愛地方歷史，多年來收集了北美多地的在地生活、事件的回憶錄與敘述。她實地在懷俄明州生活旅行經歷，參加牛仔詩會，參考地區史將其中的真人真事寫入作品中。

普露曾獲全國教育協會與古根漢研究經費，並多次獲選進駐懷俄明的優克羅斯（Ucross）基金會。1988年發表首部短篇小說選集Heart Songs and Other Stories，1992年發表Postcards，贏得1993年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為首位獲得此獎的女性作家。1993年出版的小說《真情快遞》(Shipping News)榮獲芝加哥論壇報心臟地帶獎、愛爾蘭時報國際小說獎、美國國家書卷獎以及普立茲獎。1996年6月出版的Accordion Crimes，2002年出版That Old Ace in the Hole。

《斷背山》這本短篇小說集則有多篇單篇獲獎：〈半剝皮的閹牛〉由蓋瑞森‧基勒（Garrison Keillor）推選編入《1998年最佳美國短篇小說集》，也由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推選進入《二十世紀最佳美國短篇小說集》。〈斷背山〉獲得1998年歐‧亨利短篇小說獎，刊登在《紐約客》後，獲得全美雜誌獎。

次年〈腳下泥巴〉獲得1999年歐‧亨利短篇小說獎。同時，〈荒草天涯盡頭〉編入《1999年最佳美國短篇小說集》。接著〈身居地獄但求杯水〉編入《2000年最佳美國短篇小說集》。

安妮‧普露1995年遷居懷俄明州，但泰半時間週遊北美各地。

【2】美國的「歐．亨利紀念獎」個設立於1918年，主要是獎勵每年度在短篇小說創作上有著優異表現的作家

越讀越美麗——閱讀的空間和動作

沒有閱讀的空間，沒有閱讀的動作，閱讀文化無從建立。

香港圖書館數量充足，書店也也著實不少，還有每年大大小小的書展。按常理來說，閱讀書籍的人口應然數量龐大，閱讀的文化也相當成熟，可是，事實是大多數人仍不愛閱讀書籍。也許，一直只著眼於書籍，卻不曾對閱讀文化的建立作深入的思考，才是閱讀書籍的文化建立不起來的原因。

某夜凌晨，尚未有倦意，拿起其中一期《ppaper》翻閱，那期是從台北帶回來的，封面是著名女歌手Kylie Minogue。掀至雜誌末，《ppaper》自身的廣告映入眼簾，廣告的標題為「3月3日送書節」。看著這標題，心生好奇。細閱之下，始知那是《ppaper》發起的送書活動，主要是鼓勵讀者在3月3日於任何咖啡室、公園又或公眾地方，隨意放下自己已不再讀的書籍，以轉贈他人，讓「書本重新復活，讓知識永續傳遞」。為了讓他人識別那本書是送贈的，《ppaper》還著意在雜誌內附上四張書簽。送書人只需用書本夾著書簽，露出書簽頂部，別人一看便知道那些書本是送出的了。雖然我頗懷疑計劃的實踐可行性，不過，不得不欣賞和讚歎策劃者的心思。很明顯，只有關心閱讀文化的愛書人才會構想出這意念。

拿著《ppaper》，不禁回味個多月前的台北人文之旅。那一刻，台北書展和誠品信義旗艦店的場景和閱讀氛圍再度浮現腦際。細想之下，讓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規模的宏大，天文數字的藏書量，反倒是當地愛書人建基於閱讀文化而有的思考和實踐。

台北書展（1）的規模跟香港書展差不多。單從進場人數或銷售數字而言，相信香港書展會拋離台北書展，可是，不得不殘酷地指出，一盤業績理想的失意未必有助推動閱讀文化。從人文及文化角度，又或從推廣閱讀文化而言，台北書展卻反過來遠勝香港書展。先不論台北書展的大動作，如籌辦者認識到歐洲文化的重要性，致力邀請歐洲四國參展，還為此建立了一個主題區，介紹及推廣歐洲文化。光是三號館（童書區）及一號館（綜合書區）各自設立的主題區，已教人眼前一亮。顧名思義，主題區為一特設的區域，內裡放置了館內重點書籍，可讓參觀者舒服地坐下，細心閱讀。就以一號館的為例，閱讀區不單面積非常寬敞，相信有千多二千尺，還花上了心思佈置，讓入場者在一個非常舒適的環境看書。在一個賣書為主的場地，主辦者刻意保留了一爿空間，以促進閱讀的氛圍，既讓愛書人安靜看書，也讓路過的人看到他人在看書，感受閱讀的氣氛，因而受感染。

在空間與氛圍方面，誠品的信義旗艦店（2）也不遑多讓。在銷售書籍的部分，店方慷慨地提供了不少形形色色的座椅，讓人舒服地打書釘，有些座位較大多數人家裡的沙發還要舒服，足以讓人捧著心愛書籍，一坐數小時不起。最讓人欣賞的是，在那兒找座位較在香港的公共圖書館還要容易。不同的捧書坐姿、不同的看書神情，有若裝置文化，千姿百態，一再展現著閱讀文化。



在我看來，台北書展、誠品的慷慨是一種計算，與香港的急功近利不同，那是長期的文化投資，人文質素的培育。公眾地方有充足的空間，讓人悠閒閱讀，進而展現各式各樣的閱讀姿勢，讓旁人觀看，受感染，生發興趣，甚至參與。小孩子、青少年置身在這樣的環境中，閱讀書籍的興趣不難建立。

註：
（1）台北書展官方網址：http://www.tibe.org.tw/2006。
（2）單是誠品信義旗艦店（ http://www.eslitebooks.com/anchor/index.shtml ）那千多二千尺的文學區，以及二十多個書架的文學書籍，已讓我深深愛上那裡，流連忘返。

我blog故我在

差不多有三個月沒在這裡寫什麼了，每逢路過這裡進入自己的blog，又或朋友的blog，看見那些「熟口熟臉」的圖片和文字，總覺渾身不自在，越看越不是味兒，恨不得立刻補上一篇什麼文章也好，只是有心無力。

過去兩三個月，其實遇上了不少與文化有關的事情，可惜多是瑣瑣碎碎的，不能化為大文章，因而沒有什麼動力執筆。不過，在這段日子，這種小事情積累多了，也是時間清理一下了，否則每天有意或無意地看到多天都沒有上載的blog，心情都有難過得要死的時刻。

寫blog，讀blog，已是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不少朋友生活的重要部分。blog已成為虛擬世界的大熱，幾乎男女老少都在其中佔上一席位，從個人興趣和關懷出發，以文字或圖象，各抒己見。就以我為例吧，一個人竟也開了數個blog，在虛擬世界「白佔地土」。

blog經過了一段日子的發展，有些竟可點石成金，化成了一盤生意，據聞有些blog每月的讀者人次可達一百萬以上。這數字對廣告商有著莫名的誘惑力。blog供應商眼見商機，為了生意，除了不斷改善硬件，還在內容上下苦功，邀請名人在旗下的blog「開壇作法」，如yahoo近來也邀請歌星藝人開了好一些blog。不過，我倒沒有興趣看，一來不知是否由槍手代筆，二來香港有深度的歌星和藝人少之又少，與其浪費時間看無聊文章，不如自己努力書寫。

然而，有些blog供應商的搞作又真的極具心思和吸引力，在內容上走高檔路線，如國內的新浪網就找來了梁文道和作家余華座鎮，實行吸納熱愛有分量作者的讀者。著名作者也變身為blogger了。此外，台灣的PC home個人新聞台也不遑多讓，有不少出色專業人士在其中長駐書寫，我近期就經常瀏覽台灣電影工作者藍祖蔚的「藍色電影夢」，以了解台灣的電影狀況。

blog，一個多元繽紛的世界。大多數blogger大可不理會他人的喜好，只顧自說自話自塗鴉。看的，也可在主流文化外，找尋到照顧個人口味的小眾內容。blog，主流文化以外的無限空間，既有自我表演，也有互相欣賞，甚至交流，以至結交志同道合的虛擬朋友。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blogger，虛擬世界的新興力量。

就124回路人甲

路人甲 提到……

我是124同路的某人。本來素不相識，只宜作路人旁觀，但又禁不住搭訕想問一句：為甚麼要為陳方安生上街而興奮？你說她的出現「為這次街頭政治，又或後續的發展增添了一定的分量和變數」。果真如是，愚見認為那不一定是好事。畢竟追求民主的目標，正是要將「人」的因素盡量減少罷。何況，她的動機和想法，至今仍然是「有待觀察」的。


小鳴回路人甲：

謝謝留言！本blog是歡迎搭訕的。你的留言，正好讓我有機會進一步解說我124晚上草草寫下的內容。

我因陳方安生而起的情緒反應，是有其背景的。早在124前的一段日子，已覺香港的政治進入了悶局。面對仰中央鼻息的特區政府，和沒有政見和道德勇氣的民主派所形成的一池死水，我只覺懨悶和沒有選擇。也許，45條關注組可攪動一池死水。別無選擇之下，我惟有與其他港人在124站出來。我希望這會對現有局面帶來一點衝擊。不過，我知道這只是一時之策。香港人，包括我在內，沒可能如此天天上街。

在這悶局中，赫然發現陳方安生這個帶來巨大震撼力的變數，怎不令人精神為之一振呢。在當晚及接著的傳媒報導中，全城都可見證她的震撼力量。她的力量太強大了，以致有人已藉著傳媒強力抹黑她。當然，我這樣說，不代表我如湯家驊般幼稚天真，又或低B，拿她比作我心目中的真正人民「英雌」昂山素姬，也不代表我認為她沒問題，可帶領香港的民主發展。我如此說，無意把「個人」的因素放大。在我而言，民主運動的成功與否，完全取決於所有人民。不過，在集體爭取的過程中，一些代表人物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昂山素姬之於緬甸。當然，我仍無意拿昂山素姬與陳方安生比。不過，群眾運動少不了精神領袖，又或重心人物。我的想法是，一個公義和民主制度完善的社會是不需要這些人物的。可是，香港與我心目中公義和民主制度完善的社會，仍有非常遙遠的距離。

我的「為這次街頭政治，又或後續的發展增添了一定的分量和變數」一番話，是在如此的心情和背景之中說的。陳方安生這個變數，正好向曾特首施壓，叫他仰中央鼻息之餘，不可過分背棄港人，因為他的對手不是積弱的民主派，而是道行比他高的前高官，這個前高官正好「食住」他現在想施行的政務官管治策略。另一方面，她也可叫常常「騎劫」港人的民主派清醒一點，原來還有人玩「騎劫」，且比他們高明，我希望這可促使他們務實地爭取民主，不再玩弄以往別無選擇的選民。簡言之，我們可借陳方安生之勢，而她當然會借我們的勢。我的看法是，因勢利導，進而推動民主發展。這是我對當下政治形勢的了解及判斷。

124

「你也上街，今次12月4日的遊行人數應該有5萬左右。」與朋友J在剛過去的星期一午飯時，他幽我一默之餘，同時預測了人數。沒想到我竟成了遊行人數的寒暑表。

在今天上街之前，根據傳媒和身邊友人所造的勢，我一直認為人數是5萬左右。下午兩時半左右，與妻子和兩個孩子從銅鑼灣地鐵站上路面前，已覺人流較往常的多了很多。一出路面，除了看到站得高高的長毛外，只見到處人頭湧湧。我曾參加過數次創造遊行人數歷史的遊行，這次我的直覺告訴我，遊行人數會超過5萬。我一直憂慮香港人只關心民生，不大理會民主。香港人竟不是我想像中那麼的政治冷感；有那麼多人犧牲假期又或family day，以上街的方式關心政治，心情怎不雀躍。

風和日麗的一個下午，一家大小與數萬人困在維園足球場差不多兩個多小時。身邊的人都非常忍耐，沒有人埋怨或不滿，與平常在其他排長龍場合所見的情況極有分別。不斷埋怨的，只有我的兩個孩子。他們乾站著，沒什麼好做，不斷喊悶。現場所見，不少父母都帶同了幼兒參加遊行，這叫我想起了《蘋果日報》的標題：「為了下一代的明天，今天上街」。我想，一個會為著下一代的政治環境著想的社會，總是會有明天的。



正在發悶的當兒，民主黨的馬丁路過，不斷慰問「滯留」的準備遊行人士。想不到他真的深受女士歡迎，他有很多女「粉絲」，當中也有不少女士拉著他合照。妻子不甘後人，拍照之餘，還向他索取了簽名。

我們終於在五時多起步離開維園。一踏足高士威道，便發現異常景象，一群人似乎包圍著一個人，一起緩慢前行，且不時響起歡呼聲。當時心想，到底那是什麼猛人呢？基於好奇心，走近人堆，漸漸聽到周圍的人在說：「陳太」、「Anson」、「四萬」。陳方安生？陳方安生！不知怎地，內心竟湧出一陣興奮的感覺。她的出現，對我而言，有著強烈的象徵意義，也許為這次街頭政治，又或後續的發展增添了一定的分量和變數。



為了一瞻她的風采，我也緊貼著那群人向前走了好一段。陳太的吸引力確實強大。坐在電車上的乘客，站在中央圖書館梯級觀看遊行的路人，紛紛為她鼓掌。當中不乏上了年紀的阿叔阿伯。看來，她大可在政治上扮演「阿伯殺手」的角色。若她肯為泛民主派站台，肯定可以「撈到」不少游離的阿伯票。

別了陳太，在路上遇上手執大聲公的吳靄儀。在我心目中，她素來是個學養豐富、文質彬彬的大狀。今天，她身穿黑色輕便衣服，率領遊行人士喊口號，竟也入型入格，喊口號的節奏和氣氛掌握也有一定水平。看來，「大狀黨」已準備好走上街頭之路。

六時許，我們別了朋友J和她的女兒，一家懷著興奮的心情回家。我和妻子快樂，因為參與了如此有意義的政治活動。我的兩個孩子興奮，因為他們有麥當勞作晚餐。



（小鳴按：謝謝朋友J提供部分照片！）

Yancey的"Exploring a Parallel Universe"原文中譯

小鳴按：自Exploring a Parallel Universe 一文「出街」後，收到的回應電郵也不少，可見有不少弟兄姊妹都有同感，其中一封電郵還附上了Philip Yancey文章的中譯版本。送出該封電郵的是錦輝。

為了體恤弟兄姊妹的需要，他迅即送上他的譯文。看過後，非常欣賞。為了讓不習慣閱讀英語的弟兄姊妹看Philip Yancey的原文，現把錦輝的譯文放在這裡，譯文後還附有他的反省。在此謝謝他的參與和慷慨貢獻。他讓我知道，我的書寫不是白費工夫的。

*****

探索一個平行的世界：
在我們的文化裡，為何「福音派」這個詞對這麼多人構成威脅？

楊腓力（Philip Yancey）著
陳錦輝譯

差不多有十年了，我一直參加一個讀書小組，這個讀書組裡都是芝加哥大學的人。大部份時間，我們都在讀當代小說，當中我們比較喜好那些跟芝大有聯繫的作家（如羅斯、貝婁、柯慈[1]等）。這小組有一位馬克斯主義傾向的哲學教授、一位兒童發展專家、一位配藥學研究員、一位神經學家及一位律師。

我在這些聚會中感到驚奇，同一本書竟能激發眾多差天共地的感想回應。然而，談過不同想法後，客廳的對話幾乎總是回到政治議題上。雖然我住在一個支持共和黨的州裡，但幾乎所有我的書友都是自由民主派的，除了一位朋友——這唯一例外的人兄是位自由解放主義者（libertarian），他反對幾乎所有政府。

這個讀書組將我視為通向另一個平行世界（parallel universe）的窗子，他們問：「你認識福音派的人，對嗎？」我點頭說是。「那你可否解釋給我們聽，為何他們如此反對同性戀者結婚？」我盡力解釋，但我所引用來自福音派領袖的論點，對這些書友並沒有多大說服力。

2004大選後，那位馬克斯主義教授開始對「右翼福音派」作出猛烈抨擊，他說：「他們都是受到憎恨驅使的——一種純粹的憎恨！」我提出，另一個可能性或者是恐懼，他們恐懼社會轉變，怕社會向著一個令人憂慮的方向移動。「不！那是憎恨！」他堅持，不尋常地提高了他的聲線，臉脹得紅紅的。

「你自己是否認識任何『右翼福音派』的人？」我問。「不太認識，」他有點尷尬地承認，雖然他說年青時的他，曾經認識不少。

我從這個讀書組知道，宗教看起來可以有多具威脅，尤其對那些將自己看成是這片信仰之地上的少數不可知論者（agnostics）[2]。他們傾向將福音派看為道德警察，企圖向那些不接受他們信仰的人，硬套上正當行為的規範。

幾個月前，我走訪了另一個城市，認識了三個男同性戀者，他們都認為自己是基督徒，他們定時上教會，而且認真對待自己的信仰。他們跟我的讀書組朋友一樣，以同樣的眼光看現時的政治光景，只是他們的警覺性更為尖銳。「我覺得我們的處境，跟早期希特勒政權下的猶太人一樣，」其中一個說，「我們嘗試分辨現在究竟是1933年，還是1939年。現在我們應否通通逃往加拿大？這國家明顯不想要我們，而我相信大部份福音派都想看到我們給處決掉。」

我完全難以置信，回應道：「你怎麼可以這樣想！在這國家裡，同性戀者比以前任何時間都享有更多權利，而我甚至連一個想處決你們的基督徒都不認識。」那三位朋友向我列舉一些例子：幾個州政府運用立法手段將原本賦予同性戀者的權利收回；他們又給我看了數頁針對同性戀者的挑撥言論，這些言論都是出自著名福音派政治活躍份子的。

我離開那場討論時，腦袋轉個不停，就像有時在大學讀書組的情況。為甚麼在同一個社會生活的人，對事情的感觀會如此不同？更令人不安的是，我們這些福音派信徒究竟做過些甚麼，竟然將「好消息」——福音真正的意義——搞得聽起來如此威逼嚇人？

在讀書組裡，只有一位朋友表示對信仰的事情有興趣。一個傍晚，約西跟我們談到他的姊姊，她是一個保守派的福音派信徒。她曾經是個濫藥成癮的人，保不住自己的工作和婚姻。「然後有一天，她找到耶穌，」約西說，「沒有其他解釋。一晚之間，她改變了。」

約西請我介紹一些魯益師、或其他能向他解明信仰的作者的著作。「我姊姊給我看過一些基督教書籍，但它們完全沒有說服力，」他說，「那些書就像為那些經已相信它們的人而寫似的。」我愉快地答應他的要求。

反思我們的對話，我回想起魯益師曾經作出一個區分：跟一個首次聽福音的社群溝通，與跟一個曾經擁抱福音、然後再大力拒絕它的社群溝通，是迥然不同的。魯益師說，討好一位少女，必然不同於討好一位已離婚的女士。前者喜歡聽吸引人的說話；後者則需要對方展示愛，以跨過那內心築起的疑慮。

同樣，我想，付出巨大努力去讓整個社會回復正常健康，可以是如此誘人的事——亦如此偏離我們首要的使命——尤其當這些行動把對方妖魔化（demonize）的時候。（畢竟，耶穌和保羅都沒怎麼表達過，要潔淨那墮落的羅馬帝國。）如歷史所證，尤其當教會和國家緊密聯合時，教會或許可賺得一個國家民族（nation），而在過程中輸掉那國度（kingdom）。

注：

[1] Philip Roth、Saul Bellow、J. M. Coetzee：一句講哂，大作家，普立茲奬或諾貝爾奬得主。

[2] 「不可知論者」：認為人不可能知道神是否存在（或不知道神是否存在）的人。

原刊於《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11月3日。參考：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5/011/19.1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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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輝按：

當一個應以福音為使命的基督徒，其中一樣最困擾我的問題就是Philip Yancey所問的：為何福音看起來如此逼迫嚇人？這跟我所認識、那柔和謙卑的耶穌的道，確是截然不同。

近十年來，同性戀的議題更激化了這種討論。我身邊的基督徒朋友，不少都一樣激動，要不就很有使命地宣告對方陣營的罪，要不就很有使命地站在對方身邊，視對方為弱勢群體、「最小的弟兄」。我們都太自覺自己是聖潔國度、君尊祭司，只是自以為積極介入社會時，卻似乎失了方寸。我有這些感想，不因為我是完全冷靜、把事情看通通透透的旁觀者，而是我同樣跟不少人一樣，在這兩極中徘徊，有點神經分裂似的。

福音派這個詞原本頗有歷史淵源，也有多種指謂，可惜現在都似乎都跟美式保守福音派（Yancey口中的右翼福
音派，或不少評論家口中的基督教原教主義者）劃上等號。香港教會近年是否有點「美國化」了？其實我也希望見到，有基督徒學者走出來，不偏不倚地做一個有關美國保守福音派與香港福音派關係的社會學／神學研究。

小鳴兄電郵了一篇Philip Yancey的文章。Philip Yancey既是美國福音派信徒，也是說話有條有理的作者，在書樓可以見到很多他的著作，也看到兩三本中譯本，有興趣的朋友不妨一看。有點不情願，但昨夜還是一邊釣魚，一邊譯了這篇文草。這篇文章所論及的，跟香港的處境雖然不一樣，但應有可借鑒的地方。我不懂翻譯，所以譯得不好，只為有需要的朋友行個方便，有興趣的朋友盡可讀回英文版本。

看完Yancey的分享後，尤其結尾那幾段，想到作為信徒，介入社會政治時，最重要的還是忠於上帝福音那捨己的心。然而這個福音應是個怎樣的福音，會是我們一生反覆思索的問題。

Exploring a Parallel Universe

昨天，讀了Philip Yancey的一篇文章「Exploring a Parallel Universe：Why does the word evangelical threaten so many people in our culture?」，讓我想起近年明光社及性文化學會的社會行動，以及福音派教會在香港面對的窘境。看看Philip Yancey的文章，再檢視香港的主流教會文化，總覺香港與美國的主流教會何其相似。兩地的基要主義味道越來越近似。我甚至懷疑，美國的教會文化甚至形塑了當下的香港教會文化。

坦白說，作為一個福音派信徒，我越來越感到痛苦和尷尬。身為教會的一分子，且在信仰群體成長，我自自然然便愛上教會，所以教會當下面對的窘境，以及個人身處的狹縫，在在讓我痛苦。我不是否定他們對某些課題的立場，只是我接受不了他們在公共空間的運動進路和手法。他們一直有妖魔化「對立」陣營之嫌，因此，他們也承受了被社會人士妖魔化的惡果。我看不到「妖魔化」的對立在一個多元及民主社會有什麼出路，「妖魔化」的對立只有在極權社會成王敗寇的粗暴政治環境中才有成功的機會，如中古世紀的異端裁判所、上一世紀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然成功過後，代價絕對是沉重的。況且，對我而言，「妖魔化」絕對不應是基督徒的手段，因那是不道德的。我認為，除上帝外，人世間根本沒有人有資格指證他人為「妖魔」。不過，人類總抵受不了扮演上帝的誘惑。我的看法是，我們，作為基督徒，只能帶著憐恤的心，指出他人犯了什麼罪而已。

Philip Yancey在文章中有一段話，值得近年熱心道德議題的明光社及性文化學會思考：

I thought, too, how tempting it can be—and how distracting from our primary mission—to devote so many efforts to rehabilitating society at large, especially when these efforts demonize the opposition. (After all, neither Jesus nor Paul showed much concern about cleaning up the degenerate Roman Empire.) As history has proven, especially in times when church and state closely mingle, it is possible for the church to gain a nation and in the process lose the kingdom.


作為基督徒，在香港當下處境，我們還有什麼選擇呢？Philip Yancey在文章中的自身經驗提供了一個極具參考價值的進路，就是跟所謂的「罪人」及非信徒相交和做朋友。Yancey參加了一個由不同背景組成的、甚至是非信徒為主的讀書會，他也認識一些同性戀朋友。對我而言，他個人的進路，正是一個基督徒既自然而正常的生活形態。也許這進路不會帶來立竿見影的功效，其實要「立竿見影」的心態和想法十分功利，完全違背信仰。若如Yancey那般自然、不帶機心活於人群中，在適當的時候為身旁的人澄清福音信仰和解惑，在有需要的時刻為受傷害的人帶來上主的安慰，我們便可建立一個「a Parallel Universe」（Philip Yancey語），讓世人有機會看到生活的另一個可能性，從而觀照和反省他們的人生。

後記：曾掙扎過好不好發表這篇思考不周全的文章，以免冒犯某些弟兄姊妹。不過，眼見身邊有不少弟兄姊妹或多或少身處同樣的掙扎中，他們思考出路之餘都覺孤單。擲出這篇文章，我的期望是讓他們知道他們不孤單，且可在未來的日子裡一同思考和探索，集思廣益，同為信仰群體做點什麼。

如欲看Philip Yancey全文，可登入以下網址：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5/011/19.128.html

加拿大之旅5：Granville Island（上）

加拿大的尚未寫完，已去了法蘭克福和布拉格。很想寫下歐遊的新鮮靈感，卻又捨不得放棄幾近塵封的加國記憶。內心新舊拉鋸，下筆的動力也幾乎因內耗消失殆盡，結果蹉跎了好幾天。

說到底，我畢竟珍惜回憶，還是趁影象和意念尚未不知所終前，趕快寫下加國所引發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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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到訪溫哥華，漫遊Granville Island是必不可少的節目。Granville Island，是我在溫哥華的心頭愛。光是看看工藝品，看藝術工作者創作，又或與他們聊天，聽街頭音樂人演奏，或慢慢呷杯咖啡，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又或一兩天。

這趟是我第三次遊覽Granville Island。這次的印象與感覺，與五年前的那一次非常不同，因我刻意帶著西九的關注與思考去看Granville Island。文化人劉細良曾在《文化起義》中一篇「小的啟示」中大篇幅介紹Granville Island。他也在《明報》的「生活消閒」中一篇名為「西九趕文化旅遊規劃熱潮」（2004年11月27日）的文章中如此介紹Granville Island：

「加拿大溫哥華的Granville Island文化創意娛樂區，成為北美城市地區最成功的文化旅遊娛樂綜合發展計劃之一。

Granville Island由一班受60年代反叛文化影響的建築師策劃，堅持社區「有機成長」，以緩慢速度逐步發展，他們反對大商場設計，改以街道式分散發展，經十多年才有今日規模。正如近年風行全球的創意文化導師Richard Florida認為，吸引創意階層的，是社區及街道式的氛圍，如個性書店、咖啡店、畫廊、唱片店等，並不是大博物館及商場。假如文化娛樂藝術區的規劃，是希望吸引全球創意文化社群來消費，西九龍的總體設計完全不是他們那杯茶。

Granville Island的管理公司是規定不准大型連鎖店入場，而Emily Carr藝術學校設在Granville Island，也大大提升了社區的文化藝術氣息，這些經精細設計的街道式個性商店氛圍，才是文娛區的殺手。歐洲城市之所以引人入勝，也是因為在大街小巷中充滿了生氣的文化氣息。」

走在Granville Island縱橫交錯的街道中，迎入眼廉的都是小型建築群。遊人可隨已意在其間漫遊和瀏覽。對我而言，大街小巷的變化，人群的不規則流動，正是其精彩所在。



Granville Island沒有巨型地標式建築物，有的只是混雜的空間，而工場和藝術學校則散落其中。舊廠房和舊建築物掃上的漆，不外是深赤、灰黑、深綠、灰藍等低調顏色。它們樸實的外表，處處予人一種平民化的親切感。那裡充滿著平易近人的氣氛，是一種大眾可即可近的文化與藝術活動區域，任何人皆可找到切入點。 文化與藝術貼近大眾的生活。

那兒的建築物和街道星羅棋布，亂中有序。海鷗和白鴿不時在其中飛翔或鳴叫。那種低調得來卻又有吸引力的文化魅力讓我著迷。